1938年十月底发生的冀西大胜利，却是无法掩盖紧随而来的武汉会战的全面失败所带来的影响。
1938年春夏之时，日军占领太原及临汾、长治等重要城市及交通要道后，华北日军开始集中兵力进攻徐州，同时开始南下进攻武汉。
因而，华北的日军主力大部分都被抽调到上述两个区域，从而暂时减弱了对八路军各部的进攻压力。
由此，八路军也从此获得了一个极其宝贵的发展时机，中央领导和八路军总部紧紧抓住时机，让八路军各部从山区向周边的平原地区开进，并且让八路军各部队迅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进而开辟和巩固了之前的山区根据地。
当时间来到1938年的10月底，伴随着徐州会战的失败，进而是武汉的失守，自此，全国抗战进入到了相持阶段，而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了逆转。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汪院长已经看到了武汉会战的结局的情况下，立刻接见了海通社和路透社的记者，并且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置轰轰烈烈的抗战舆情于不顾，醉心于主和。
进而，在当年月中旬，离开重庆，不久之后，便在报纸上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所谓‘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停战号召。
这一举动，使得举国哗然，一时间，举国上下，群情激奋。
紧随其后，1939年1月，果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把果党政策重点从对外逐渐开始转向对内，由此，国军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红的方针。
在华北地区，在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上任后，很快就背弃了此前同副总指挥、刘师长所达成的合作抗日之协定，同反红顽固分子、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一起，开始加紧扩充实力，同时散布反红、反八路军的一些谣言。
而此人在上台后，立马宣布取消抗日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同时撤换了所有的抗日县长，此举，使得河北地区的果红所领导的军队摩擦愈演愈烈。
当时间来到三月份的时候，还不待八路军各部喘口气的时候，阎老西在陕西秋林召开了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并且在会议上公开提出要取消新军之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同时要求新军中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