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处理“俘虏”的军事问题，深里来说，却实际上是一个判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政治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把自己视为什么阶级的政治问题。
县吏，不仅仅只是县吏，能当上县吏的，多数是士族子弟。
徐世绩把他抓到的县吏、士绅多给放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把他自己视为了士人阶级中的一员。他造反起事，是因见隋室将亡，如此而已，而绝非是要反士人，或言之地主这个阶级。
说实话，李善道在这个问题上，和第一个问题一样，早前也是心存矛盾的。
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并和他在第一个问题，即“打完仗后的军纪问题”上的矛盾亦是一样的，俱是在理智上，他清楚，在当下这么一个生产力不能与后世相比，在政治、经济上，具有着本身局限性的时代中，他最好的选择是甚么，然在感情上，他难以做到，不能下决心。
——为何在听侯友怀说，酸枣县衙的县吏尽都被其俘虏了后，李善道没有第一时间做“宜当何以处置这些俘虏”的决定，而是准备等与刘胡儿商议一下后，再做决定？他在那个时候，理智上其实已经告诉了他，怎么做，才是他最宜当的选择，唯他感情上，暂尚难将这个弯给拐过来，他一个后世来的“根红苗正”的“劳动阶级”，难以简单轻易地便把自己转入到地主这个“剥削阶级”，因此，他才暂时把“怎么处理这些县吏俘虏”这件事，给放到了一边。
每个时代，因其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不同，都会有不同的各自代表本时代的进步的政治力量。
用后世的话，就是各个不同的时代，各会有“代表本时代之先进生产力”的力量。
先进一小步，是先进，若是超越了本时代所具备的生产力基础，先进了一大步，代表的可能就不是先进了，甚至，还有可能物极必反，成为。
这个道理，随着在当下这个时代的时间越久，李善道越是已心中了然。
仍是那句话，了然归了然，却就是在感情上，他迟迟不能下决心。
现在，今晚，通过与刘胡儿的交谈，他终於是做出了选择，下了决心。
“罢了！”他在这县衙的后院，扶着楼阁的栏杆，望着楼下的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