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制科考试，结果他考中了第三等。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第三等，因为制科考试的选拔比科举考试还要严格。
制策考试十年一度，录取名额只有五名，由皇帝亲自主持。
有关资料显示，宋朝300多年的时间里，科举考试选了四万多名进士，但是制科考试只举行过二十二次，通过考试的只有四十一人。
而且这制科考试的第一等和第二等形同虚设，而苏轼考中的第三等可是妥妥的百年第一。
当时，仁宗皇帝读了苏轼兄弟的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后四年，英宗打算召苏轼入翰林为知制诰。
知制诰专门负责议定国家大政方针，是晋升宰相的必历职位。
但是宰相韩琦说：“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最后，英宗接受韩琦的建议，安排苏轼入直史馆。
其目的是要让苏轼熟史而知鉴，将来受大任。
可见，苏轼一步入仕途就是闪亮登场，皇帝、宰相都是把他当做接班人来培养的。
朝堂内外都认为他将来为相辅政是理所当然的。
宋英宗治平三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
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而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王安石是一个心系百姓和天下的好官，苏轼也是。
王安石同时也是华夏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同期的欧阳修，司马光谁不是呢？苏轼也是。
可是，即使是如此相似的两个人，虽然在诗词创作上互相欣赏，偶尔还互相唱和，但是在政治上却出现了极大的分歧，这并不代表着苏轼会支持王安石的全盘变革。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