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算有点见识，以收继婚制为核心的匈奴家庭制度确实较能忍受战争损失，但是从整个族群的角度来说呢？”
“族群不也差不多嘛，冒顿这次驱使的虽然多半亲信，但平城那里左贤王被尾衔追击损失也不在小，大体上还是平衡的。白登那次才算是劳而无功呢，这回匈奴掠走了不少夏粮，今冬也能少饿死些牧民牲畜。”
“白登那次赚了韩王信一干人等，怎么能算是劳而无功呢？”
“族群，你是说？哈哈哈哈。”刘盈这下确实是乐了，虽然不知道冒顿那里如何排兵布阵，但是韩王信的手下对汉军兵备的直观了解必然远甚匈奴牧民，此次作战损失更小，更善于保全自身自然是应有之义。此外刘盈一直在担心匈奴的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是有前提的，冶金技术进步在此时此地必然，也只能与汉人有关。韩王信、卢绾、中行说……仔细想想，匈奴能长期保持汉朝边患首位的地位与善于、敢于利用汉奸也是分不开的。冒顿自然有自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能够驾驭这些人，可是历史上那是匈奴长期保存着对汉人的相对武力优势，收纳降将为己用。
而此时，有了刘盈对世界线的改造，匈奴人的命根子——马匹的存亡反倒是被汉人握在手里了，若是冒顿还胆敢大规模换装热兵器武械，那战力优势会被进一步拉大。别说刘渊那会了，呼韩邪单于就内附为汉族的一部分了。蒙古时代，草原民族掌握了自行打制蹄铁，修造马鞍的能力，那是不知道多少个世纪的民族融合的结果。短时间内还未完全匈奴化的异种民族生产力飞升势必会对匈奴的权力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动摇了，匈奴的上层政治结构会如何发展呢？
北方民族的边患应当一分为二的看，后世农耕——游牧二元结构的民族成分占比不高，主要是边界线上被马尔萨斯陷阱挤出的汉人农民与少数如河套地带的游牧民族屯耕转化形成的，东亚平原地区的人地矛盾持续激烈源源不断地向草原供给人力资源，又被草原三灾与战争不断消化毁灭。但此时的汉朝并不缺乏土地，像金日磾那样吞噬转化匈奴民族并不是不可能的。
“都说了还是和亲这条路嘛。”张良适时插话。
“那我们的政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