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眼中迷惘闪现了一下：“商贾逐利，低购高卖，所获之利大大高于农人和匠人所费辛劳。农人与匠人的生活却远不如商贾奢华，这……”
“卿也说了商贾逐利，无利谁做商贾？这等事勿要拔高到品行的范畴，只要于天下有利，让农人和匠人的生活过好，就让商贾富足一些又能如何？而且朝堂还能以租赋调节，将商贾暴利用来济民安天下。”
胡亥嘴角逸出一个冷笑：“只要商贾按律行商，按律纳租赋，我们总不能因其富而夺其产，堵死商路。”
曹参内心中有点冲突，限制商贾暴利的道德感和皇帝刚说的商贾对朝堂、对百姓益处两者有点打架。
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部分因素是农产不够丰足，更大的因素往往是认为商贾“不劳而获”，低进高出，看上去没做什么事情就活得比种田、养蚕、织布、制物的农人和匠人要奢华的多，说白了就是两个字：“仇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