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很快出来了。
我的大脑并没有实质性损伤，额头上的鼓包隔天就会消退，淤青也很快就会好。
医生给我开了点擦伤的药，让我涂上去消肿。
但我母亲却坚持让医生在我额头上绑上一层绷带。
一开始，我不知道母亲这是何用意。
但很快我就明白了。
母亲拎着头绑绷带的我回来，几乎路过看见我们，认识我们的人，都会第一时间涌过来，好奇问怎么回事。
每到此刻，母亲就会停下脚步，指着我的额头，义愤填膺的控诉着那三个男生的“罪状”。
就这样，我就像个巡回展示的商品一般，被母亲拉着，一路走走停停，从医院一路步行回到家楼下。
我母亲拿着从医院开回来的一沓报告单和脑部ct，直接敲响了三家的门。
牙齿和大脑孰轻孰重，是个正常人都能知道。
没一会儿，母亲大获全胜。
我看着她手里拿着四张百元大钞，和一张五十块。
那个时候的一百块，还是黑色数字。
“家里穷得响叮当，还好意思跟着别人打架，不给点教训真能骑我脸上呢。”
母亲冷哼一声，将钱放进钱包里。
不用猜也能知道，这50块，估计已经是二楼男生那种家庭能拿得出来的极限。
毕竟他们父母对这个远在镇上的孩子，几乎是不管不顾，几乎只靠着他外婆每天捡点废品过活。
二楼男生的衣服，也经常是灰扑扑的，到处都是补丁。
但这一点都不妨碍二楼男生的顽劣。
母亲在镇上有很高的声誉，不仅仅是因为她是老师，更是因为她是当时我们这镇上，学历最高的人之一。
当时的老师几乎都不是大学生，有些甚至不是科班出身。
但我母亲跟我父亲，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
所以文人的“傲骨”，让我母亲天然对这些人带有一种蔑视。
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受到了她的影响。
她不让我接触的人，我绝不会主动接触。
她不想让我做的事，我也几乎不会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