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徽林手里拿着衣服，站在床边半晌没动。
还有什么可想的？
迟早会分开，只是时间或早或晚。
可项明峥似乎真的给她思考的时间和反悔的机会，哪怕这个“机会”沈徽林并不需要。
第二天傍晚，沈徽林返程前夕，项明峥来了公寓。
行李大部分已经收拾好了，只有那只长得肥大的猫，有点儿难办。
沈徽林说：“我想带它走。”
项明峥看了她一眼，又看向立在床边的行李箱，不置可否。转而说：“先去吃饭。”
沈徽林看着他云淡风轻的样子，又说：“你又不喜欢，留在这里你也不会好好照顾。”
她穿着一件柔软的毛衣，细白的手按在猫的头上，“医生说它脑子不太好，可能不太好送养。”
项明峥说：“之前不是说要请我吃饭？”
同处于一个空间，相距不过几米，沟通却变得异常困难，他们几乎都在各说各话。
沈徽林轻轻叹息，中断了询问。
项明峥问：“忘了？”
沈徽林说：“没忘。”
项明峥过生日的那天，她外出采访，不在北京。她说等忙完要请他吃饭，就用她在报社领到的微薄补贴。刚开始只是开玩笑。
后来每次吃饭，她都没有机会付钱。
如果说沈徽林什么时候开始，对项明峥感到失望，可能就是因为这次晚餐之后。
他们去了刚到北京时吃的那家餐厅，没坐原来的位置，入冬之后为了保暖，露台的餐位被撤掉了。
项明峥胃口不佳，吃了一小半就放下餐具，开了一瓶酒慢慢的喝。
他们很少交谈，仿佛多说一句，就能牵扯出敏感话题。
项明峥倒了一杯酒，递了过来。沈徽林摇头，说：“喝不了。”
他轻笑一声，说几年了，她的酒量没一点长进。
小提琴声音悠扬婉转，邻桌的人低声交谈，脸上带着轻松笑意。只有他们这里，安静又冷淡。
沈徽林甚至不清楚，为什么要陪他来这里坐几个小时。
不说话就只剩下喝酒，一瓶酒很快见了底，也不知道谁喝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