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梅雨季，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翻出一本泛黄的日记。封面上潦草地写着：“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请别拆穿那些谎言。”
窗外的雨声与三年前那个夜晚重叠，她站在路灯下仰头淋雨的身影，像一把生锈的刀，缓慢地割开记忆的痂。
我第一次见到林夕，是在城中村逼仄的合租房里。她拖着28寸行李箱撞开门的瞬间，发梢滴落的雨水浸透了劣质地板革。
“周先生对吧？中介说你这间次卧只租给单身女性。”她笑得毫无破绽，仿佛昨夜在酒吧街与客人推杯换盏、被扯破衬衫领口的女人只是幻影。
我默许了她的谎言——就像她也从未追问，为何我总在深夜对着电脑屏幕上一串串跳动的股票k线图沉默，烟灰缸里积满的烟蒂像一座座未爆的火山。
我们默契地维持着危险平衡：她替我签收催债公司的恐吓信，我帮她处理醉汉堵门的骚扰；她嘲笑我穿西装打领带挤地铁的模样像“破产版华尔街之狼”，我讽刺她收集奢侈品包装袋伪装朋友圈的行为是“灰姑娘的p图魔法”。
直到某天，我在她床头柜发现一瓶强效止痛药。
“偏头痛而已。”她轻描淡写地将药瓶扫进抽屉，指尖却无意识摩挲着锁骨下方那道蜈蚣状疤痕——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三年前乳腺癌切除手术的印记。
那个夏天异常燥热。她开始频繁呕吐，却坚称是外卖不干净；会在晾衣服时突然蜷缩在阳台角落，把脸埋进我晒得发硬的衬衫里闷声说：“借我充充电。”
我们关系的转折点是一通电话。
“周先生，您母亲的心脏搭桥手术不能再拖了。”主治医生的声音刺穿听筒时，林夕正把最后一枚硬币投入存钱罐——里面装满她偷偷攒下的、本该用来买假发的钱。
“合作吧。”她将存折推到我面前，数字后的零多得像一场荒诞的梦，“我接了个长期客户，足够支付伯母的手术费……和你重新创业的本金。”
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争吵爆发在雨夜。我砸碎了存钱罐，硬币滚落满地的脆响中，她嘶吼着揭开所有伪装：“你以为我还能活到需要假发的时候吗？病理报告上周就判了死刑！”
暴雨冲刷着玻璃窗，她抓起外套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