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初期的关键布局。
首先在军政布局上起到了东西呼应。李世民的陕东道大行台设立与曷娑那可汗的归降，标志着李唐政权形成了“东线主攻、北线维稳”的战略态势。李世民在陕东道整合兵力，准备东征，而北境则通过招抚突厥势力稳定后方。这种战略协同为武德年间的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李世民在陕东道“总揽兵权，调度诸军”，迅速形成了对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曷娑那的归降不仅削弱了宇文化及的势力，也为唐朝北境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讲，这又是胡汉融合的早期实践。曷娑那部众的安置地毗邻李世民的辖区，客观上为唐军提供了熟悉草原战术的骑兵力量。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记载，武德二年征讨吕崇茂时，已有“突厥骑五百人”参战。这种胡汉混编的军事模式在此后的征战中逐渐成为常态，不仅增强了唐军的战斗力，也为唐朝的民族融合政策提供了实践经验。
而且，这又是唐朝皇帝李渊将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层变动。通过此次任命，李世民实际掌控了唐朝三分之一的野战兵力。据《通典·兵典》统计，武德初年唐军总数约二十万，而李世民直接统辖的陕东道兵力达七万余。这种军权的集中化，不仅为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积累了雄厚的军事资本，也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制度伏笔。李世民的权力擢升，标志着关陇军事贵族的重新整合，同时也反映了李唐政权内部权力结构的深层变动。
这两件事对唐朝历史影响也非常深远。首先是加速了大唐王朝统一进程，陕东道军事体系的建立，使唐军在武德二年迅速展开对王世充的攻势。至武德四年虎牢关之战，李世民能调动“陕东道行台兵五万”（《旧唐书·太宗本纪》），正是此次建制改革的成果体现。这一军事布局的优化，极大地加速了唐朝的统一进程。
其次是再次重构了边疆秩序。曷娑那可汗的归降开启了唐朝“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武德二年，李渊又接受东突厥始毕可汗“市缯帛”的请求（《唐会要》卷九四），这种军事威慑与经济怀柔并用的策略，成为唐代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通过招抚突厥势力，唐朝不仅稳定了北境，还为后来的边疆治理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