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不是把市政府招待所的名声都给败坏了么？！”
周小红叹息着摇摇头：“唉，师父，这些事也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不然怎么办呢？就这样收租金，所里每个月发工资都还吃力呢！我们还算好的了，你看招待所门口那些举着牌子等活儿刮大白或做力工的人，不少都是因为厂子倒闭了下岗了，在这自谋生路呢！”
方真真听罢，低头看着客房入住登记本上那空白的一大片，也跟着不住地叹息了起来。
市政府招待所的客房部现在变得这么惨了，餐厅部也没好到哪去。
原本日日满座的三个大厅，其中一个给改成了员工食堂，另两个则只能承接点婚宴和升学宴的活儿，周一到周五空得可以在里面滑旱冰玩。餐厅的包房整日里更是空空荡荡，谁现在还吃得起包房呢？
与市政府招待所当下所处于的萧条情形不同的是，从秋天开始，燕东的公路、水利、环保等基建类项目，似乎以前所未有的井喷速度开展了起来。
细心的人应该会留意1998年8月29日的一则新闻，就是在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项决议，拟增发10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用来投资公路、铁路、环保、水利、城市化建设等基建类项目。与燕东类似，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在那个秋天前前后后掀起了基建的第一波热潮。在那之后，国家于1999年增发了1100亿国债，又于2000年继续增发了1500亿国债，中国‘基建狂魔’的血脉就此觉醒，而它对于经济的拉动效果，要在千禧年之后才逐渐明朗。
1998年9月开学之后，因为我妈方真真又回到市政府招待所工作，那里又成了我每天放学后的去处。只是现在，每天跟我一起坐17路公交车到站前的只有耿博一个人了，我们俩有时也会聊起搬去上海的赵泽明和搬去深圳的高洋洋，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一路沉默不言地一起坐车到市政府招待所。我也不知道老耿是否还在我们不易察觉的地方默默吧保护我们，反正那次他打了那几个小混混之后，再也没有流氓跟踪或欺负我们。
我们到了市政府招待所后，我去客房部，耿博去餐厅部；洋洋姐搬去深圳后，无人再打开总统套房的门让我们在里面写作业。
突然有一天，耿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