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照片在众人手里传了一圈，每个人都遗憾摇头，说对她们三个毫无印象。
“我也姓赵，也是六四年到新疆的，不过我们那批都是从徐州来的。”一个老太太说，“老孙，老王，我们那时候好像没有上海人？”
“是没有。”老孙和老王对视一眼，“那两年我们221团来的，要么是江苏学生，要么是湖北学生。上海人少得很，应该都在工程营了。老王当年跟着杨排长去接过好几趟新人，肯定清楚。”
“不要急，我把当年的日记本都带来了。”文件袋里倒出边角磨得发毛的日记本，老王一页页翻动，“有了，1964年8月12日，跟随杨排长去大河沿车站接新人报道，徐州初中毕业生23人，高中毕业生31人，淮安初中毕业生40人，高中毕业生28人，上海技术员7人。”
他又连续翻了许多页，最后总结说那七人就是1964年夏天仅有的记录。
“我们221团早先属于工一师嘛，从上海要人就是冲着技术骨干去的。那个年代，肯从大城市来的技术骨干，可比吐鲁番的雨还要稀少。”
戴着黑框眼镜的老人姓周，是团场中学的退休教师。据杨文庆介绍，老周平时就喜欢收集援疆史料，还经常在报纸上发表回忆文章。今天带来的《兵团日报》上就有一篇，里面就提到了工程营的上海人。
“技术员都是团场的宝贝。”老周把报纸撑在手中，读了两段。大意是，江苏支青刚来时住的是地窝子，艾丁湖这地方，盐碱壳子硬得镐头都砸不动。看见上海技术员有单独的芦苇棚住，十六岁的少年羡慕得不得了，心想这就是知识的宝贵。
“赶上大会战，再宝贵的技术员也要和我们一起挖渠运土。那年头一穷二白，好用的工具不多。杨排长照顾知识分子，把几辆橡胶轮胎的小车都给他们用。我们就全靠这种筐子背。”
赵老太说着从相册里抽出一张照片，食指敲着画面边缘的柳条筐。
倪女士扶着眼镜凑近去看，眼眶突然发红：“我们用的筐子也长这样，柳条浸过盐水，能用三年不烂。”
她好像突然忘记了礼貌，如饥似渴地把别人的旧相册抱在怀中，一张张照片细看过去。被“抢劫”的老太太并不介意，也兴致勃勃凑在一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