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说出应当执行这样的手术，即使你是这样想的。”
“我了解，因为这种事情毕竟在法律的边缘，我们国内也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类手术的，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遇到这种病人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张文文急切地想要答案。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了。”
“说来话长，首先是完善评估，不仅仅是biid这类患者的评估，这类评估不是由身心科就能完成的，显然需要神经科的建议。一套标准化的主观评估和检查之外，还应当有较长时间的观察期，除此之外，必须与患者充分沟通截肢手术的全部内容，确保患者完全理解截肢手术对他未来身体的影响以及生活的影响；严格来说，应当要求病人对自己截肢后的衣、食、住、行做出完整计划。
他会如何应对截肢以后生活种的几个重要部分，工作将如何继续？是否要因此放弃工作？家庭经济状况如何保证？截肢后是否能够有能力继续保持现有的家庭经济水平？
自己将如何照顾自己的起居？或者是否已经有了清楚计划将由谁来负责照顾他截肢后的康复期以及未来的生活。
另外，是否做好充足准备，取得家人的认同。
我能想到的就是将这一切都落实到更细微之处，以最大化的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
当然据我所知，大部分接受截肢手术后的成年人，都获得了更高的幸福感。”
沐春说完，张文文充分认同后，点点头，“我相信这些都已经做的很完善。但是你怎么会知道的那么清楚？是沐春老师自己思考的吗？还是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沐春为了避免张文文疑惑，立刻解释了一下，这些事情他虽然了解一些，但是并非认识从事这方面手术的人，也不了解这方面的组织和团体。
至于其他的，都是他在顾一平的案例出现之后总结和思考的。
沐春继续说了下去，“我们还应该可以在这些之外做一些事，尝试一些其他可能有效的治疗方式，尤其是在面对青少年甚至十岁左右孩童的时候，我们在慎重和谨慎之余还能做些什么？”
张文文立刻接上沐春的话，“面对孩子或者25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好的方式，也是一直在做的方式是等待。
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