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里台大会，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可以算作蒙古的最高权力机构，因为它不仅可以决定军事行动，更能选举大汗。
当然，它也能决定其他大事，譬如在元代时期，还能决定宗王的废立。
而库里台大会的与会者也与中原的类似制度不同，“后妃、宗王、亲戚、大臣、将帅、百执事及四方朝附者咸在”。
瞧瞧人家蒙古，后妃可是一贯可以光明正大参政的，先进得让几百年后的某些政治家都为之汗颜。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制度，所以蒙古既出现了如满都海那样的政治女强人，也出现过乃马真后那样的废物女摄政。
时至今日，蒙古传统依旧，就好比本次库里台大会的召集者并非大成台吉把汉那吉，而是钟金哈屯这位摄政一般。
事实上，库里台大会也曾经有过一段“落寞期”，就是在元代还占据着中原的时期，库里台大会的作用曾经被大幅削弱。
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库里台大会本身是一种“选举君主制”，是大蒙古国贵族分封结构的产物，它具有把分散独立的封地贵族聚结到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内来的社会功能。
然而元代政治控制的方式是由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皇权——官僚体制来实现的，如此一来，库里台制度就失去了它在草原时期的功能意义。
但是，由于旧传统本身所具有的习惯力量、由于维护蒙古贵族特权的政治需要以及元世祖汉法改制的不彻底性，使这一传统仍然作为一种“祖制”，滞留在元代统治阶级的政治生活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为，一方面构成这一制度的外部形式的那些因素，如贵族朝会、拥戴君主登位的蒙古式的特殊礼仪、宴享和赏赐，宣读成吉思汗札撒等等，相对稳定地保留在元朝每位皇帝的即位大典中。
当然，这种宗亲贵族大会业已失去了任何“选君”意义。新皇帝利用这种“左右部毕至”的大典，来申张其政治权威及合乎“祖训”的正统性。散居各地的、政治上业已失势的各级宗亲贵族，则可借此机会获得一笔财富。
另一方面，构成库里台制度内容的因素——自下而上的贵族选君意识，迎合了元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发展的趋势，渐渐蜕变为官僚贵族各派系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