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种下，最终使得庆历新政“无疾而终”。
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担任枢密使(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本来夏竦对新政并无多少意见，但同为“改革派”的王拱辰、欧阳修、余靖等人对此坚决反对，最终夏竦未能如愿。就此，夏竦彻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对立面。
随着新政的推进，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逐渐公开化，斗争也日趋激烈：先是欧阳修上书指责御史台官“多非其才”；做为反击，监察御史梁坚弹劾与改革派领袖范仲淹关系密切的两位大臣，最终使得范仲淹和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先后辞去官职，以示对同僚的支持。
在这之后，党争进一步“升级”：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书信，诬称改革派官员的行为是“伊、霍之事”。这个“杀人诛心”之举令改革派中坚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惧，二人随即辞去朝中职务，出朝巡边。
持续不断的党争，使得变法无疾而终：仅在新政实施的一年之后(庆历四年)，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约等于副宰相)之职，富弼也于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为边抚使，远离朝廷。在这之后不久，改革措施被尽数废除，“庆历新政”就此落幕。
而与“庆历新政”相比，“王安石变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这次变法可谓将“党争”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朝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选择了“站队”，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变法派”一开始便占据上峰。
随着新法的推进，反对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神宗拒绝答复，前者就自请出朝；知谏院范纯仁上疏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神宗未置可否，范纯仁也坚决辞职；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司马光上书无果，主动要求到洛阳修《资治通鉴》；苏轼、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结果苏辙被贬河南，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说，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变法失败，保守派再一次掌权(省略一点，不想偏题写太多宋史)。
但最关键的情况在于，这些看似激烈的争斗基本上没有导致死人，或者说没有出现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击乃至于肉体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