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故谓之人参、神草”。
具体到清朝，因为产参的东北乃是“龙兴之地”，充斥“王气”，人参很自然地被视为这种“王气”的具现。比如，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阮葵生就说：“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这是明确将人参的生长与东北的地气联系在一起，至于他这个说法明显是捧鞑清臭脚的问题，那倒是不必多谈，总之这些说法加强了人参迷信，这是肯定的。
其二则是清廷垄断人参贸易，推动参价暴涨，加剧了民间的人参迷信。
上党参从市场退出后，大明只能从关外女真人手中大量进口辽东参作为替代品。女真和大明的人参贸易数额极大，是女真崛起的最重要财源。
比如在原历史上，从万历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八个月时间里，海西女真人在边境和大明交易二十六次，售出人参173375斤。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仅大明朝廷为购买人参就付出了白银三万两。
以上这两次交易还只是官方收购，不算数量更大的民间贸易。所以为减轻国库压力，降低人参价格，原历史上的大明朝廷就曾一度关闭边市，导致建州女真积压的十多万斤人参全部烂掉。
这里头还有一些其他事，眼下暂时先不详说，总之在纠葛不断的人参贸易中，女真渐渐集聚起了对抗明朝的力量。
鞑清入关后，其皇室继续将人参贸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初，皇室在东北设有专门的采参组织“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八旗王公也被允许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参。私人采参被严厉禁止，甚至有“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的诏令。
乾隆年间，为加大对人参贸易的控制，又成立了“官参局”。规定凡进山采参的民众，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官参局收上来的人参，部分上品供宫中使用，部分交给内务府售卖或处置，剩余的才卖给参商。
清朝的人参管理制度极为复杂，但归根结底，其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时，数额达到每年100万两白银。
朝廷垄断人参贸易，其结果就是参价的暴涨。比如，在江南地区，内务府指定“江南三织造”(江宁织造、杭州织造、苏州织造)、粤海关等为人参特许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