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倘若按照大明过去的征税方式搞一刀切，附加值低的一方商人那就干脆别做了，因为他的利润在扣除税金之后搞不好得变成负数。
因此原因，实学派方面在此前推行的商税中，把这些东西做出了一个还不算特别详细的划分。
简单的说，以目前所推行的商税，南方商人被征收的税率是要远高于北方商人的，“北方商人”中只有极少数被课以重税——比如京华就有不少，如水泥、香皂等都是重税，要不然高务实也不至于每年缴纳一百七十多万两税银了。
然而京华有其特殊性，一贯都被人用一种“例外论”来看待，所以不具备真正的代表性。在外界眼中，目前实学派所推行的商税，就是典型的“北轻南重”——北方商人缴税的税率很低，南方商人缴税的税率很重。
其实这东西要真看绝对值的话，北方属于“极轻”，但南方也并不重。
为什么？北方的平均商税(除掉京华)大概只有百一百二(1、2)，而南方商人还是此前张四维趁机搞偷袭之后才收了个百五(5)，且并没有囊括整个南方，只有南直隶和浙江两地在收，临近省份如江西、湖广、福建等都没有推行，两广之类就更不必说了。
5的税率也能叫重税吗？当然不能，但问题不是这么看的。有句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南方商人眼中，这事很简单：凭什么你们商税只有百一，到了老子就成了百五？老子就这么好欺负吗？
当然不好欺负了，人家背后站着偌大的一个心学派呢！
实学派和心学派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很难调和，“道统”是一方面，利益则是另一方面。
高务实一直以来都主张稳扎稳打，这一次非要在商税上下功夫，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知道这种矛盾指望调和是不可能的，只能如大舅张四维那样“趁机偷袭”。
趁机趁机，首先得有机会才行，那么现在有吗？
有。
朝廷等米下锅一般急着要钱，这就是机会。
本来，如果朝廷急着要钱是要用来做其他事的话，比如什么维修三大殿之类，心学派方面会有很多理由来拒绝。然而现在朝廷等着用钱的理由是很正当的，处理宗室问题是心学派也拒绝不了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