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人尤其是京师官员以各种心态等着高务实的三板斧时，高务实并没有让他们失望。
两日之后，高务实刚刚完成对户部各项工作的交接，并审视了万历元年以来历年的户部度支册薄，紧接着便有一道名为《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上呈皇帝。
当然，奏疏都是先经通政司而到内阁，是以头一个看到正文的，乃是诸位阁老。
《取用疏》开篇颇有意思，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高拱当年关于“义利之辨”的说法。
“臣户部尚书高务实谨奏：《大学》何以言主财？曰：此正圣贤有用之学。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谟》三事，终于厚生。理财，王政之要务也。
后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识义利，不辩公私，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为国。殊不知聚人曰财，理财曰义，又曰义者利之和，则义固尝不利也。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亦利也。”
高务实是高拱的衣钵传人，以高拱昔日的观点作为此疏的开篇，政治用意十分明显。不过，他也不只是出于政治目的，一直以来他也都赞同这一观点。
高拱提出的以公利辩私利，确实是一种高见。其中“聚人曰财，理财曰义”是批驳宋儒“以名为利”的观点。
与之相反的，则是高拱赋予了“义”和“利”全新的解释，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所谓“义”，就是理财，是管理国家的财货；所谓“利”，当然就是聚财，聚集人才去创造财货。
由此而来，“义”和“利”就不再是抽象、虚空的概念，而是社会大众为国家创造的利益的总和。
如若一心只为国家谋利而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则义即利；反之则义非利。因此，“义”和“利”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化，转化的条件就是“公私之判”。
高拱对于公利和私利有着严格的划分，在他的著作《问辩录·孟子》中曾经这样写道：“孟子之学，最严于义利之辩，故于篇首发之，不夺不餍，是利而不利也。不遗亲，不后君，是不利而无不利也。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所以高务实一直很清楚，高拱所追求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