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受祸惨烈，凡此种种皆使费宏不免于怀疑群臣激烈抗争举措的有效性。
费宏说：“若无益于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尝难，且使毒流缙绅，如陈蕃、窦武，如李训、郑注，如丙寅仓促之举，则亦不能，且不敢也。”事实上，这个观点高务实很能理解，甚至他自己的观点与此也非常类似。
王锡爵自二次出任内阁首辅后，十分注意谏诤言行的策略性，在给同僚的书信中说：“窃恐快意一激，则诸公后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诚，再申密劝，少待外廷封驳之入，而后从中调护之。来教所谓以忠诚感动，以谋谟斡旋，先得我心矣。”
李东阳、费宏、王锡爵转而慎言君非，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政治价值观因强势君权而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异，如王锡爵争取使朱翊钧早定“国本”的初衷始终如一，其自明心迹云：“不肖发瓜州之后，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储事。”
李东阳说：“窃惟人臣事君，固当竭死生之力，尤当谨进退之节。”
费宏虽主持重，然也说：“敦尚风节，以稍振士气，在盛世不可无人。”
以上言论其实都说明，李东阳诸人由亲自参与谏诤，转而反对同僚强谏，确有政治态度的变化，但这种转变尚且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调整。
至于其三，则是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李东阳诸人在皇帝强势打压下，于谏诤策略有所调整，但委曲从君之际，又积极救护因君臣冲突而得罪的官员。“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
王锡爵以荐举此前因建言而落职的官员为己任，“先是还朝之次日，已密与选君谋荐复诸君子之计”。
费宏虽迫于君势而对“大礼”采取较为审慎的政治态度，但这一思路却不能全然转移到与张璁诸人的关系经营上。“璁(张璁)、萼(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骤至詹事，举朝恶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怒”。
待到王邦奇攻讦杨廷和，并牵连费宏，费宏难于自明，亦不肯委罪他人以保禄位，遂一去以明志。
高务实通过对这些阁臣言行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便是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特征即费宏所言“委曲将顺，乃克有济”的事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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