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时所创制的以自己为顶点的武家官位体制，试图将所有大名束缚在自己制定的政权框架之内。而且在秀吉弥留之际及死后，建立起的所谓的“五大老·五奉行体制”。
按照以往的说法，五大老是秀吉死后丰臣政权的最高决策机关，五奉行则是执行五大老的政令的实务性机构，双方一起支撑着秀赖成人前的丰臣政权。
后世日本学者胁田修的指摘，造成五大老是国政决策机关印象的两点关键要素，一是朝鲜撤兵的的命令由五大老连署，而更为关键的第二点是武家、寺社领的知行宛行权在五大老手中。
关于第一点，日本学者曾根勇二指出，除了五大老外，五奉行也有署名(注：参见曾根勇二论文《朝鲜出兵的撤兵指令》)，因此并非五大老之专权。
关于关键的第二点，五大老确实连署(或者某几位大老连署，甚至家康单独署名)了不少知行宛行状，这些知行宛行主要分为知行增加、遗领安堵、当知行安堵及转封几种。
从日本学者堀越祐一梳理出的庆长三年(1598)十二月至庆长五年五月大老署名下发的62份知行宛行状中，仅有四份是知行的增加。
此前小早川秀秋曾一度减封越前，秀吉死后的庆长四年(1599)二月五日，重新转封筑前、筑后，而其越前旧领由同为秀吉亲戚出身的青木重吉继承，知行由八万增至二十万石。
但此二人的知行加增有特殊性，一是二人均为秀吉亲缘，二是在宛行状中明确提到了加增知行乃是太阁之旨，即丰臣秀吉生前既定计划的践行，这明显也是为了强化“一门”的势力。
在那之前一个月前的正月九日，加增萨摩的岛津忠恒知行五万石，以奖励其在朝鲜泗川之战的军功(注：岛津忠恒是义弘之子，他没去朝鲜，军功实际上是他爹义弘打来的)，至于同年十月一日加封堀尾吉晴五万石，是作为其普请越前府中城的普请费用。
由此可见，大老连署的知行加增事项，除了实现秀吉生前遗命的小早川秀秋和青木重吉外，所占的比例极其微小。至于子继父的遗领安堵、当知行再次安堵以及转封，则只是对于差不多同等知行的再确认罢了。
因此从上述比例可见，五大老虽然具有知行宛行权，但实际操作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