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开过无数的会议，早就统一了思想，也知道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所以，自嘲归自嘲，倒也没什么人是真从思想上抵触这一改革的。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人完全没有理由自卑，至少这样的精神在国外就几乎没几个官员能够具备。
中国人从古至今都一直坚信，舍小家为大家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以至于很不理解西方人那种“只要我自己高兴，管别人死活作甚”的所谓自由。
转移支付，就是这种思想的升华。所谓转移支付，用最朴实的语言来表述，大抵就是从富裕地区收税，投入到贫困地区的基础建设之中，以此来尽力拉近地区发展水平，抵御地区发展在过度自由下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打造一个更加公平、稳定的社会大环境。
红朝这么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这本来就是它的理想和目标；大明也得这么做，但原因显然没有那样伟大，只是因为不这么做会出大麻烦——比如江南财阀逐渐渗透和控制朝廷话语权。
如果没有高务实的干预，原历史上后来的东林党不就这么做了吗？大明不就这么完蛋了吗？
高务实之所以坚持认为朱翊钧提到的三件大事里头，漕军骚动是必须第一个摆平的问题，正是因为他希望趁着伐元胜利的威望正在顶点，而且播州和朝鲜都有大战需要面对的这个当口，戳破财阀间接干政的真相，给他们以政治上的打击，并且从此为他们画下一道红线。
只有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做这件事，自己手里的权力才会最大化，面临的阻力才会最小化，因此最后的效果必然最佳。要是换个时间点，恐怕多多少少都会差点意思。
因此高务实用尽量简单的语言向朱翊钧解释了一番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并且尽量将之说得更符合这个时代的思想主流。
于是朱翊钧听完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劫富济贫吗？这事我看可行，而且完全应当——不能总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务实，你这番抱负也正是朕之抱负！”
两个人于是又就一些相关细节讨论了一会儿，都喝下去了半壶酒。过了一段时间，朱翊钧看看沙漏，发觉时间紧张，生怕事情讨论不完，连忙先把这个话题止住，转移到了第二件事上，问道：“江南的事情先说到这儿，接下来你认为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