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为“郑汝立谋反事件”中被下狱致死的崔永庆伸冤。就这样,郑澈被罢职,先后被流放到明川、晋州、江界等地。再后来,就如何处置郑澈以及西人党的问题,东人党便分化了。
世子册封事件后,郑汝立谋反事件中崔永庆惨死狱中之事再次被提及,两件事叠加,最终导致东人党出现分化,形成了主张仅驱逐郑澈、肯定他党存在的南人党,以及主张将西人党全部驱逐、具有排他性的北人党。
由此,朝鲜历来的党争传统使得政治生态不断恶化,朝堂之事事无大小均会成为政党间彼此攻击的舞台。而随着壬辰倭乱爆发,国家外患滋生,可党争在朝堂之上并未停息,只不过此时党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宣祖“播迁”和渡辽“内附”的问题上。
两种关乎王朝命运走向的主张,与此时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这其中的争端过程前文已经说明,此处不再赘述,但需要补充一下三党态度之所以不同的根源所在。
当时局面危急,随着播迁地点不断变化和对内附事件的争论,一时间激起了各个党派的斗志。此时对于辽东内附事件争论的落脚点便在播迁地点的选择上,因为播迁地点以及播迁方向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宣祖是否有渡辽内附的可能性。
之前说过,最早提出去辽东内附建议的是李恒福,但当时李恒福属于无党派官员,他是直到光海君当政时期才逐渐成为西人党领袖的。而在临津江防御失败的消息传入朝堂后,渡辽内附问题再次被提及。
彼时廷臣皆言:“欲渡鸭绿,则一渡之后,无复可为。”显然对于内附还是心存抵触者居多,然而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李昖不得不迅速召集廷臣商议。
此时党派攻讦的焦点在播迁地点的选定上。播迁地点的选择与辽东内附关系密切,因为通往明朝辽东地区最近的便是义州地区,播迁义州,便代表廷臣对此举已无争论。李昖和各党重要人士对于播迁地点提出了如下想法:
李昖和李恒福认为,如若渡辽内附计划确定,那最好的播迁地点便是与明朝辽东地区一水之隔的义州地带。
当李昖一行人马出发前往东坡馆之时,曾询问都承旨李恒福,李恒福认为“可且驻驾义州,若势穷力屈,八路俱陷,则便可赴诉天朝”,李昖对于李恒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