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汉阳？汉阳肯定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手头的事情还差一点点没办完，现在就去汉阳似乎还早了点。
如果要去汉阳，高务实认为应该在自己彻底收复朝鲜半岛之后。届时他将揽存亡继绝之大功，挟完胜倭寇之神威，以天神降临般的姿态驾临汉阳。
到那时, 无论他有什么样的决定，朝鲜朝廷上下都将无一人敢于质疑，无一人敢于违逆，真正达到那传说中“口含天宪，言出法随”般的尊崇与权威。
所以，现在还不能去；但是, 也要尽快早些“能去”。
这么说来, 釜山之战就应该加速，不能再拖了——哪怕放弃此前已经准备好的最稳妥方案, 改为战损可能有所增加的强攻方案也在所不惜。
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不是相反。为了更加宏大的政治目的，战争手段需要实时调整，充分适配。
不过到了这一步，高务实就必须为另一件事提前准备先手了，那就是进攻日本本土。
高务实深知，以现在大明的实力，甚至不说大明朝廷，只说以海贸同盟的实力，进攻日本本土的最大问题就根本不在于仗怎么打，而在于怎么把这场仗打起来。
这里头的麻烦还是在于朱元璋的那个“不征之国”，这是一个事关大明朝廷外交事务基本思想的大麻烦。
洪武朝是明代外交的奠基时期，明初人对于天下中国的认识，对于周边乃至世界的认识, 直接影响有明一代中外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大明对外关系的发生和发展依托很多必要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蒙元帝国崩溃后国际格局面临的大动荡、大改组和国际秩序的亟待重建。
一方面是历史的连续，制度的承继，另一方面也有明朝人自身的抉择和发展, 对后世的影响甚巨。
有明一代即便在原历史上也有近300年，除永乐时征安南，于宣德时退出外，对外基本上没有征伐之事。
这足以见得在洪武朝奠定的，以“不征”为特征的明代对外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实际上标志着古代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模式和特征，更成为古代中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洪武六年，《祖训录》修成。五月，太祖亲作序言，提到“立为家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