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文本的感慨，弄得房玄龄莫名其妙。
接住递过来的奏折，低头看了一眼，熟悉的笔体依然那么赏心悦目，圆润的架构仿佛比以往愈加精进了几分，隐隐有大成之境界。
房玄龄啧啧嘴，心中隐隐得意，这才仔细的翻看起儿子的这本奏折。结果越看越是惊异，越看越是震撼！
国家的经济体系？
物价、消费、投资、出口、税收……这些都是前线的词汇，对于房玄龄这样一国之首相来说，自然再是熟悉不过。但是房俊居然异想天开的将这些被他称为“经济指标”的名词联系起来，这就让人深思了。
当物价提高的时候，消费会下降；消费下降的时候，则推动投资的增长；投资增长，会提高作坊的就业率和增加手工业者收入；就业率提高和手工业者收入的增加，会有效的平抑物价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并拉动消费；消费的提高，不但增加了税收，还能提高作坊开工率；作坊开工率提高了，必然推动出口，手工业者收入也跟着同步增长；而税收的增加，会充盈国库，促进公共开支，诸如赈灾救灾，下等府县的基础建设……
按照这本奏折上的说法，若是能否达到以上的每一点，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就是健康的，反之，则存在经济崩溃的危机……
令房玄龄诧异的是，这其中的两个名词——作坊与手工业者，数次提及。
房玄龄皱起眉毛。
众所周知，自从《管子》当中提出了“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千百年来历朝历代奉行不悖，乃是最基础的社会架构。
大唐立国之初，国策便是“兼容并蓄”，并没有在行政上强力抑制某一个阶层，可以说，大唐是自古以来最开明的朝代，这亦是自李二陛下以降，包括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徵、王桂、岑文本等等一干名臣为止骄傲之所在。
但是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社会架构，早已深入人心，如此推崇商贾，必然遭致极大的阻力……
即便是在兼容并蓄的大唐，亦有“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潜规则，而且一大批士林出身的官员以及不止一次的请求朝廷颁布法典，将这个潜规则搬上台面，成为帝国之法度。
这混小子，居然想要将商业提升到如此之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