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聊生的状况。
高攀龙曾经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顾宪成也感到，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如同“抱柴于烈火之上”；他因而认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虑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隐退乡里的不关心世道，都是不足取的。他们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他们不顾路途遥远，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
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称为“东林党”。
而东林党的形成，也是明末党政的根源，东林党人的初心也开始改变，从仗义执言变成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从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到议论如何从百姓身上攫取更大的利益。
东林党在朝廷中一家独大，开始左右朝纲，把持皇权，并且东林党人贪得无厌，损公肥私，导致朝廷税收困难，财政紧张。
天启年间，为了对付日益壮大的东林党，天启皇帝朱由校重用魏忠贤等宦官，开征矿税等税赋，天启皇帝的这个行为，虽然有利于充实国库，但是却极大的损害了东林党的利益，所以年轻力壮的天启皇帝在落水后竟然莫名其妙的驾崩了。
现在看来，天启皇帝的驾崩可能和东林党脱不了干系。
到了崇祯初年，东林党和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斗争激烈，形成党争派斗。
朱慈烺也不知道自己的便宜皇帝老子崇祯是怎么想的，竟然一登基就自废武功，把能够压制东林党的魏忠贤给解决了。
导致东林党又是一家独大，没人能够制衡约束了。
没有了顾忌，东林党人自然就放飞天性，放飞自我了，做事情也越来越没有底线。
如今，自己身为大明太子，而且还是手握实权的监国太子，这南京城的东林党竟然都敢通过煽动游行向自己施压。
难怪历史上李自成破了北京城后，崇祯宁愿吊死煤山，也不愿意迁都南京了。
可能崇祯是有气节的，但是朱慈烺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