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哪怕到了今天，在法国或者是南意大利某个地区深夜外出依然考验行人的胆量。
书归正传
自1838年那场粮食危机过后，菲斯特·劳宾几乎每年都往返于奥地利与巴伐利亚之间。
这些年来他体验到这个国家明显的一大变化-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从最初的五十弗洛林到他现在超过一百弗洛林的年收入，几乎是过去务农所获的两倍。
更难能可贵的是，相似背景的劳工甚至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去教会的学校接受扫盲教育。
每个星期工厂都要请神父来讲道。虽然讲道的内容都是老三样，忠君、爱国、敬神，但是工人们的热情却依然丝毫没有减弱的势头。
一方面是大国牧师的水平的确比乡野同行要高一些，另一方面利用闲暇时刻接受精神洗礼至少也有助于缓解紧绷的神经和疲劳的身体。
按照帝国法律的规定：
任何规模超过十人的组织都必须每周进行一次爱国主义讲道（忠诚教育）。时长最少不能短于一小时，不得占用员工休息及吃饭时间，初犯者每人罚款10弗洛林，之后再犯便翻倍，同时负责将被施以鞭刑。
由于帝国财政收入远强于历史同期，政府在法律执行和监督方面的力量大大增强。铺天盖地的秘密警察让任何一个工厂主都不敢怠慢。
当然头脑灵活的他们不是没有想过从教会身上下手，但是谁料后者紧接着也颁布了纯洁队伍禁令，违法者将脱去其长袍。
如果情节严重，甚至还会被割下受圣油祝福过的头皮送到宪兵队交给上面处理。
最让菲斯特·劳宾惊讶的还是奥国公共照明系统，不仅彻夜通明还有骑警在道路上巡逻。
（奥地利每年的公共照明时间是4000小时是巴伐利亚的一倍，高于法国的3500小时，低于伦敦的5000小时。）
别说酒鬼和小混混，就算是黑帮也不敢轻易在大街上胡作非为。
杀人也许不是骑警的本意，但是很多时候想要拉住奔跑中的坐骑并非易事。就算没被撞到，集合了人马近半吨惯性之力的一击也不是谁能承受得起的。
在维也纳的街道上肉眼所见的流浪汉和乞丐也日渐减少，哪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