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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的威胁不在于丢了一块地方，在于秦人攻梁州益州，既拉开了氐人大举进攻大晋的序幕，暴露了他们觊觎大晋的企图。而且，梁州益州之地乃大江上游之地，在战略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水路可顺江而下，陆路可出川攻入大晋西南腹地。威胁之大，不言而喻。
二十二日上午，朝堂廷议上，尚书令王彪之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巴蜀之地，地处长江上游，又是我大晋西北侧翼要冲之地，更是人杰地灵富庶之地。氐胡占之，对我大晋危害极大。哪怕是被地方蛮族霸占都能可以接受，但唯独不能为秦人所据。秦人占梁益两州之后，便会利用地利之优威胁我侧翼内腹。更可打造战船，顺流而下，直接威胁我大晋东南。巴蜀之地的财富人力尽归秦人所有，更是让秦人实力增长。故而无论如何，需要夺回梁州益州，否则后患无穷。”
王彪之的看法代表了朝堂上的主流看法，王坦之谢安等人都表示认可。因为道理很明显，几乎没有什么异议。
郗超也没有提出别的意见，他也认为秦人占梁州益州是为了侵吞南下在做准备。暴露了氐人觊觎大晋的野心。
但是这件事固然说起来义愤填膺，真正要解决却不是朝堂上这帮人能够决定的。都说要夺回梁州益州之地，那么便要派兵马去作战。谁手里有兵马？自然是桓大司马了。
距离梁州益州最近的便是荆州。荆州是桓氏的地盘，不光是荆州，桓豁现在是荆州刺史，兼领周边豫、宁、梁、益四州诸军事。也就是说，在名义上，那便是桓豁要做的事。梁州益州被秦人攻占，只有桓氏才能出兵，而且只能是荆州的桓豁派兵去攻。
所以，说来说去，需要桓大司马点头才成。
于是乎，司马昱下达圣旨，命人前往姑塾向桓温询问如何应对，表明了朝廷希望收复梁州益州的想法，请桓大司马出兵。
满朝文武包括司马昱在内，都以为桓大司马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是态度鲜明，立刻便会做出回应。会即刻下令荆州军准备行动。
然而，桓温拖到第二天才上了一道奏折，奏折上言道：“老臣近来身子倦怠，精神欠佳，病卧在床，不理事务。军中事务亦交于属官。故而无法定夺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