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司的克剥，权贵们的盘剥，官府的限制。
都是赵官家们乐于看到的。
甚至可以说是鼓励的。
而偏偏，赵官家们又已经离不开城郭户们创造的经济效益。
元丰七年，户部统计天下城郭户给国家贡献的收入。
仅仅是诸司这一块在场务上的收入，就已达到了五百零五万贯，另外还有布帛九十九万余匹（续资治通鉴长篇元丰七年十二记载）（元丰八年，罢市易务、罢堤岸司，这方面收入锐减，只有三百多万贯）。
而在商税方面，这个数字是八百多万贯。
此外，城郭户们还要交免行钱，这又是几百万贯。
大宋的城郭户用占天下人口八分之一的数量，贡献了超过三成的赋税。
而其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可能接近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后人看北宋，才会怎么看怎么别扭。
一边是工商业快速发展，城市化突飞猛进。
一边是宫有制垄断官营经济大行其道，赵官家什么都要管，什么都想插一手。
三冗之一的冗员问题的源头之一，就在这里。
于是北宋活像个精神分裂患者，大脑、小脑各自打架，屁股和脑袋各坐一边。
但，只要代入到封建帝王的专制毒菜思维下，这一切就都显得合情合理了。
加上儒家现在其实也完全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千年的农本思想指导下，所有人面对新的社会形势，都很茫然。
新党的王安石，旧党的司马光、吕公著，都曾考虑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但他们都浮于表面，未能看到问题的真正原因所在。
同时，他们也都忙于党争，无暇处理和研究这个问题。
也幸好他们忙于党争，没有真正将目光投射过来。
不然，他们就会发现，有个可以吞噬一切的东西，就潜藏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化中，就潜藏在天下越来越多的城郭户里。
而赵煦在现代留学十年，看过中外历史。
自然知道，这个事情既可以让大宋中兴，国家富强。
同时一个不好，也可以让他或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