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
梁绍儒知道势不可挽回，勉强交了一半的粮。李公不依不饶，全部征收才罢手。”
故事确实精彩，但也只是斗倒了严嵩的一个爪牙，应当是李一翰官小职微，还不值得严嵩视他为对手，不知后来他的仕途顺利后，是否正直依旧呢？带着这个疑问，金华斌静静地听着李村长继续往下说道：“先祖李公一瀚任职大部分时间担任的是“谏官”，专司对君主的过错规劝之职。所谓忠言逆耳，历史上有“文谏死”的说法，尤其是明代皇帝是历史上最为严苛刻薄的，稍违心意，不管多大的官都有可能在朝堂上“廷杖”致死。所以很多“言官”选择沉默来保全性命。李公在《开言路疏》上指出当时“言官”杜口结舌、三缄其口的风气：“居科道者，搜讦小事以塞责，或泛论迂缓以免祸，至于国家之大典礼，相臣之大奸匿，生民之大利病，一切不敢以闻，徒有相与腹诽而已。”
但李公不同，他屡屡犯颜进谏，敢于“逆龙鳞、撩虎须”，践行了“职无虚设，禄岂妄干”的祖训。族谱中还留存《谏止南关城壕疏》和《开言路疏》两篇谏疏，字里行间，其为民请命、谋国尽忠的胆识和远见跃然纸上。嘉靖二十一年，蒙古铁骑大规模突入边塞，朝廷大惧，议决于居庸关之南的南关东西延袤二千里，动工筑城墙、挖深濠。御史李一瀚毅然给嘉靖帝上《谏止南关城壕疏》，直言筑城挖濠御敌是个不可行的馊主意。在东西延袤二千余里区域筑城挖濠，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而今日动用了二十万工，“仅得盈丈之壕，七尺之墙耳”，民间财力已经不堪承担，而且已弄得民怨鼎沸了，旷日持久何以为继？他对已被敌人吓破胆的嘉靖皇帝说，只要“选兵淬锋，分布要路以豫于外；筑墩立栅，屯兵储粮以备于内”，内外夹击，敌人又能逃到哪儿去呢？朝廷最终接受了李公一瀚的建议，停止了这一劳民伤财而且示弱于敌的决策。《开言路疏》则严词批评了嘉靖帝拒谏饰非的行为，其言辞之犀利大胆实为罕见，今日读来仍觉酣畅淋漓。他指责嘉靖帝深居西范专事建醮修道，不理朝政，对九庙化为煨烬，阴谋起于萧墙，北虏侵扰不止，公卿将相贿赂公行，藩司郡县贪酷无忌等等乱象闭耳塞听，反而残酷钳制诤言：“登位以来，屡罪言者，一言触讳，即擒拿箠杖，动至五六十棍七八十棍，其即时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