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虽被及时弹压,但却将晋国氏族日盛,内政尖锐,六卿专权,勾心斗角而公室日卑,国力下降的国内矛盾暴露无遗。晋定公既醉心于南下与楚争霸,又忙于抚平国内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常感力不从心。
既要运筹帷幄于与楚争霸的战略战术,又要面对国内不断增强的赵,韩,魏等公族势力,寻找平衡点,以防大夫专权,政出多门。晋定公如履薄冰。此时,晋国的外部形势也日益陷于被动。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范宣子为政,\"征诸侯之币重\",郑子产致书范宣子说:\"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因晋国对附属国征收十分沉重的赋税,属国的离心力已开始出现,不满之情已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大肆宣泄。
范宣子只得减轻诸侯之币。范宣子死后,赵文子(赵武)为政,实行\"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之政,也从侧面说明晋对属国的勒索是很苛重的,以致郑子产致书抨击。
晋面临国内矛盾重重、国外楚、秦、齐威胁,又恐属国生二心,故在楚康王十二年(公元前548年),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属国以礼相待,减轻求索,并进而考虑与楚再度弭兵。此时的楚国,虽没有晋国那样严重的国内矛盾,但自鄢陵之战失败后,楚国也在开始走下坡路,与晋争夺与国时,往往处于劣势。而最高统治者康王面对日益上升的公族势力,也是寝食难安。
虽然用\"杀一儆百\"的方式,杀令尹子南于大堂之上,但担心大权旁落的心理顾虑,仍然时时存在。在江淮流域,尽管屡次打败吴国的进攻,但为其所制,疲于奔命,使他常感分身无术,心力交瘁,再欲北上争霸,就觉有点感束手无策,力不从心之慨。
自楚共王始到康王时代,楚国政治还出现了一个突出的严重问题,即公族与世族及世族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激烈,造成一些世族逃往晋国及其他国家。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第二次弭兵前夕,蔡声子(公孙归生)在同令尹子木的谈话中,详尽地列举了楚国自楚共王以来世族外逃,给楚国带来严重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