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种堂的《国富论》印到第三千本时，苏州就已经出现了专门讨论此书的文会。
只因为《国富论》在苏州的问世正当其时。
雇佣劳动在此时的三吴已然非常盛行。
明末之前的雇佣往往是一种副业，农民在农闲之时才进城打工，而到了此时的万历年间三吴已经出现了专业的雇工阶级。
同时此时三吴大的机户家中有织机十几台，雇工数十人。
当作坊大到这种程度，业主就已经不需要从事手工劳动、也不需要再亲自监督工人，大机户依旧要照看自己的生意，但是方式已经成为招工头看机器，自己则负责制定再投资方案。
类似的窑户、灶户已经成为运营资本的资本家，而非亲自动手劳动的小工厂主。
就在今年，收税太监孙隆在苏州征税，规定机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直接促使民变，而民变方式是“机户罢织”——工厂主发现自己不生产就可以对抗朝廷。
机户罢织，整个苏州的商税立刻出现大问题，太监都畏惧三分。
而在工厂主和工人之间也出现了相应的对抗模式，工厂主若降低工价，机工就联合“叫歇”抵抗。
甚至此时已经在苏州濂溪坊一代出现了织造工的人才市场，以师徒关系学出手艺的织机操作工——车匠进城之后就会聚集在濂溪坊一代，几十上百人或站或坐，等待雇佣。
这是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场景。
以至于朝廷官员最开始还以为他们是流民，派人去施粥遣返时一问才发现这些人是来找工作的，给饭吃他们根本不走，后来弄了几个机房主来招工，这群人就跟着去了。
经常有人在濂溪坊聚集，弄得言官以为苏州出现了什么大灾。
后来江苏巡抚曹时聘受命调查之后上报朝廷解释此事：
“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而且他还发现这些人居然全部依靠纺织业存身，意识到如果朝廷打压纺织业，肯定会和骚扰农桑一样造成流民：“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三吴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理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