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这个穿越者也一样。
因为科技是一整套完备的体系，王文龙或许知道其中一两个历史上的关键点，但剩余大量的技术是靠工匠长期磨合出来的，王文龙不可能在大明空手建立起一套科技体系。
比如王文龙知道清末铁炮的铸造技术改良，但他连铸造厂都没进过，不可能平地起高楼的造出比澳门卜加劳炮厂更好的火炮，他知道牛顿定律，会算抛物线，可他写不出一套炮兵操典：必须要实际大量应用炮兵作战才能积累出完整经验。
而这些东西历史上耶稣会士为了在华传教向明清朝廷输入了不少。
前世历史上到满清时“利玛窦规矩”已经成为官方判定传教士是否合法的标准。
康熙年间曾规定，只有遵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才可以在“领票”制度下进入中国传教，不遵守者则驱逐出境。一些遵守利玛窦规矩的欧洲传教士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西儒风范”的评价。
一直到清朝末年国力大衰，朝廷对于私自入华传教的传教士再也没有本事控制之后，这套规矩才被西方传教士完全打破。
许多外国传教士在有绝对武力优势的情况下再来传教基本就变成配合殖民了，直接利用买办和二鬼子发展教徒，更是对利玛窦规矩嗤之以鼻，他们威胁地方、毁寺拆观、包庇二鬼子侵占百姓良田，原本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的平衡直接被打破。
听了王文龙的话庞迪我默然良久，他有些抵触这种和异教和光同尘的传教办法。
但思考之后庞迪我也不得不承认王文龙的分析没错，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打开对大明传教的大门。
良久后庞迪我起身道：“建阳先生的分析非常精辟，我应该给耶稣会写一封信了。我代表耶稣会对您表示感谢。”
王文龙道：“只是一点建议而已，日后说不定我还有求到你们的时候呢。”
庞迪我笑着说：“到时候我一定尽力帮忙。”
耶稣会即使到崇祯末年也只不过发展了十几万信众，但是其中上层文人的比例却是非常高，这也是耶稣会找到的主要传教方向。
通过今天的交流，庞迪我已经非常认同王文龙的世界眼光，知道这样的人物在明朝绝对是凤毛麟角。哪怕耶稣会不用王文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