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变乱，此地的少数民族势力早就占了上风，一直到明朝在此迁徙江浙、山东的军户充实辽东，此地的风俗才再度进行汉化。
此时辽东人对于本地汉化的成果感觉很忧心，但其实在后世的历史分析来说，辽东的汉化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要知道明代户籍上所记载的辽东军户人数也不过几十万，辽东人口二三百万，其中大量都是明朝以前的少数民族，但到如今，辽东大多数百姓都已经有了中华认同，甚至许多小民族又恢复了汉族的认同。
毕竟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太强，只要有一个大一统的文明中心施加影响力，对于东北各民族的吸纳和同化是必然结果。
萧汝芳思索一番，又问：“近日有人以为为了防备建州女真做大，应该加强对女真的隔阂，严守边防，如此就能阻遏女真的发展，建阳以为如何？”
王文龙摇头说道：“如今对着女真的边防地带其实乃是过去奴儿干都司的旧地，此地往西可接连蒙古，往北可通于野人女真，往东南可下朝鲜，这样四通八达的要地又不是云贵的大山，社几个关卡就能将反叛势力给困死，对于女真，光靠严守边防是定守不住的！”
李成梁撤掉大量边境防御堡垒时对朝廷交代的原因就是少数民族势力做大，汉人和他们交往会助长少数民族的实力，还不如闭关锁国，而那些边境堡垒孤立无援，在闭关的情况下应该全部撤去，以防止被对方攻击。
如果建州女真是大明内地的起义势力，起义军身处的地方是被明朝统治范围包围的区域，这种严密封锁或许有用，但面对他们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这思路就非常奇葩。
你把边防撤了，不和对方交流，正好给了努尔哈赤发展壮大的空间，可以让他从容的收服女真各部，再去从容的打击整合蒙古势力。
“撤去边防实为懒政，虽然能收一时安稳，长期看来却会让女真继续壮大，”王文龙说，“我以为若要解决辽东此时问题，只有分化瓦解，并且增加交流、化民为一这一条路。”
他的一番说法引得萧汝芳细细思索，可这时萧汝芳的二儿子萧伯才却突然插嘴说道：“建阳公的说法岂非乱了华夷之辩？”
王文龙回答：“我在《民族国家论》之中其实讲过，如今的华夷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