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的这套南京方言拼音就是根据汉语拼音的思想在建国后改出来的。
建国后推广的汉语拼音打通了古代音韵学所用的切音法和四声法，并且将汉语音素单独提取出来，与汉字语音的标记不再有模糊空间，书写拼读都十分简便，在后世基本证明了是最方便的汉字语音标记方法。
叶昼则作为杂学大家对于音韵也颇有研究，他看到王文龙的拼音方案之后立刻就明白这套拼音方案对于识字教学有多大的意义。心中对王文龙佩服的同时，他也负责包揽了识字本的编写工作。
这种识字本是扫盲运动中大量使用的一种简易资料册，新中国扫盲运动兴盛的时代百姓生活条件也并不宽裕，字典的价格相较于当时一个文盲的收入算得上昂贵，而且让一个大字不识上百的百姓去查字典其实真没什么作用，查出来的解释条目他也不认识。识字本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这是国家普及拼音之后大量使用的一种专门用于扫盲的小册子，其研究成果在后续的幼儿教学中还经常看到，就是书店里专门卖给小孩的带图带字带拼音的那种插画挂图，一字一音、尽量少涉及多音字、少涉及复杂的解释，以教会使用者认字和拼音为主要目的。
一本字典的印刷成本少说要半两银子，但一本只带字样和拼音的识字本就便宜多了，三千个常用字，即使考虑到其中有些字是多音字，总共拼音大概也就四千多个，一本包含所有常用字的查询识字本字数还不过一万，也就是三章白话小说的字数，印刷的纸质差一点，油墨糊弄一些，一本识字本的成本也就是几十文，普通工农几天的工资足以购买。
如果实在是舍不得，自己找来纸笔抄写一份，也就是不过半天的功夫。
当然由于这一套扫盲教材是二十一世纪编纂的，其中许多内容对于这时代还很不适宜。
比如说因为这套扫盲教材针对的是二十一世纪一些还未脱盲的农民，他们或许有进城务工的需求，《生活中的知与识》就包括了大量后世劳动法的科普内容，教农民工进城之后要怎么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这些法律在这个年代的大明百姓显然是享受不到，王文龙就将之替换为大明律科普，至于一些电学、装修等等教学内容，王文龙则尽量删去，最后将《生活中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