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阳先生的边疆理论论述极为精湛，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颇为偏颇。学生不明白为何先生要将边疆扩张的重要性说得如此之高，难道真的是因为先生收了海商的钱财？学生以为报纸上风行的稿件乃是对先生演讲内容的误读，先生的高名乃是八闽士子所共仰，先生何不登报宣称自己并无鼓吹开海之意，以达正本清源的效果？”
王文龙正在准备出海的行李，同时陪沈宜修养胎，看到这封信，他正好手头无视，于是便写了回信，而且征得对方同意之后将原信和回信都发在了《旬报》上。
王文龙的回信之中写道：
“边疆学说固然有其偏颇之处，然本人乃是从一种反潮流的角度提出这个理论。”
“过去之史学研究，总以为一切治理以及科技之经验乃是由过去发生而来，仿佛今日的一切在历史上都已出现过，今人再跳不出古人的见识，‘所谓鉴古知今’，‘读史明理’，都是这样话语。”
“然而根据本人之研究，一切历史都有其特殊的发展环境，如本朝开拓云南之历史，与唐宋开拓云南之历史迥然不同，而本朝治理云南之方式，自然也与唐宋迥然而异。”
“这并非本朝之儒学与唐宋之儒学有何区别，而是文明中心在向外推崇新制度时，总会受到当时当地的各种因素所影响，于是为一个文名提供其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无一不是在文明和野蛮的碰撞中产生的新鲜事物。”
“可以说一切历史、制度文、明之演变，都源于这种偶然所得。如此说来，煌煌一部华夏文明史，如何不可说成是一部开拓史？大部分朝代都起于微末，而新政权开拓之中创造新的统治方式，是以文明、技术不断精进，我华夏文宗得以绵延也。”
“此非是以夷变夏，而是华夏文明自古的继承发生之方式……”
王文龙的这篇回复与其说是回信，不如说是边疆理论的深入解析，直接给写了两万多字，印了整整两个版面。
特雷德里克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被王文龙给抄完了，还被塞入不少后世美国学者给边疆理论打的补丁。
那些看了会讲文稿而被吸引的文人读了王文龙的这篇解释文章后，发现他们之前对于边疆理论的理解还是很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