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扰。这些地方的百姓所需要的开拓精神不比边民少。
边疆理论正好合用。
李化龙当然知道边疆理论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看中的是边疆理论背后的领土扩张思想。
万历一朝，由于党争太过激烈，地方官自行裁量之权被缩减的厉害，一点点行动很可能就招来某个党派的攻击。
边疆理论一出来，无异于为地方官的行动提供了极好的背书，只要培养起边疆理论的民众基础，地方官在保卫桑梓时所能发挥的能量都会提高许多。
守过辽东、打过朝鲜和杨应龙的李化龙太知道这理论的好用之处了。
许多文人也和李化龙有着类似的想法。
党争对于地方治理造成的危害太强，许多文人看到了地方治理缺乏的问题，却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去重塑地方的治理能力。
边疆理论横空出世，正好为他们填补了这一空白。
如果从中原往周边野蛮地区扩张是扩张文明的边疆，从教化了的县城、堡寨往未受教化的愚民之地扩张怎么就不能是扩张文明的边疆呢？
只要改一改“文明”的解释方式，边疆理论立刻转变为增强儒家基层治理能力的好理由。
边疆理论受到儒家的追捧，自然使得开海的商人们底气大增，甚至有许多儒门子弟身体力行地弃儒从商，奔向东南亚、永明城和北美，让有些死气的海商群体一下又活跃起来。
王文龙推出边疆理论目的只是为了给开海建立殖民地提供论述，他自己都想不到边疆理论经过李化龙等人的推崇居然在中原腹地开始了自己的变种。
儒学本来就是一种善于吸收各门派学说而进化自身的体系。大明的儒门千万种，能学佛，能学道，能学程朱，吸收王文龙的边疆理论也没有任何难度。
因为李化龙派弟子在家乡的传播和研究，边疆理论首先在河南长垣县一带被当地的儒门所吸收，演化出一脉“边疆儒学”。
而后中原的边疆儒学又与南方的各家学派相融合，最终出来的产物千奇百怪，有极端守旧的，也有极端激进的。
其中一些演进远超出了王文龙的预判，比如结合了经济学派思想的边疆儒学，最终成为了“边疆经济学派”，这一派学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