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却能看出许多其他收获。
就比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分析每一个朝代都从行政、经济、军事、人才选拔、司法监察五个方面进行。
这其实是近代政府职权划分的常见方法，但看在万历眼里却是震聋发馈。
他发现用这五个角度去分析一朝的政治，远比他过去习惯的用三省六部或是九卿制度去分析一个朝代的行政水平，更加清楚。
同时近代的人文社科学分析框架大量引入了理科的逻辑思维，理性程度远比此时的政论文章要高。
就比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中分析每个朝代的治理水平，总是就上述的五个方面分开讨论。
评判标准也很明确，比较每个朝代之间军事是否足够强大，经济是否足够发达。
这种理性思维在后世人看来理所应当。
但是在此时的史学评论中却是少有的。
明代的史学还是传统的路子，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对于统治者的评判往往是道德标准。
比如哪一朝皇帝是否贤明，是否广开言路，生活是否奢侈，是否关心百姓等等。
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稿中却透出一股专业高效的气质。
此书对于治理的讨论唯一标准便是：是否达成“良治”？
政府的工作就是治理天下。
除此之外，王文龙绝不做道德评判。
一个王朝只要能够把天下治理好，让百姓富足，皇帝爱多拿多占，还是爱多娶老婆，那都是他的个人行为。
万历皇帝将自己代入其中，对此论调不禁大感赞同。
掌灯时分，孙隆送来今日折子。
万历皇帝翻开最上面一份，正好是御史马孟祯的折子，他写了一大串文字，批评万历皇帝近二十年来废除了郊县庙讲、召对、面议的制度。
说这是导致天下官员无人管束、结党营私的原因。
万历看完折子就皱眉。
“你等自己结党营私，却来怪朕？”
万历朝的党争，往大了说是统治阶级利益分配不均。
往小了说也是制度问题，制度缺陷导致文官可以结党营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