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州，唐朝由此正式确立了两京制度，长安和洛阳并列为国家的政治中心。
随着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两位权臣的相继失势——褚遂良死于显庆三年（658年），长孙无忌于显庆四年（659年）被迫自杀，关陇集团的影响力大幅度削弱，高宗得以摆脱政治上的束缚，开始独立决策，不再受制于人。这一时期，朝廷内外对进谏之事产生了严重的忌讳，长达20年间鲜有人敢于直言劝谏皇帝。
显庆五年（660年），在对外战争取得显着成果后，邢国公苏定方平定了百济之乱，并在十一月将俘获的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等人押解至东都洛阳，在紫微城正南门——则天门进行献俘仪式。唐高宗虽对百济王族进行了责问，但最终下诏释放他们，展现出其在处理战俘问题上一定程度的宽仁与大度。
五、帝后同朝
显庆五年（660年）后，唐高宗李治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出现头晕目眩的症状，影响了他对国家政务的正常处理。此时，皇后武则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机，开始积极参与国事，逐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尽管已经贵为皇后，但武则天并不满足于此，她意图进一步掌控政权，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策略：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通往权力巅峰道路上的障碍；另一方面积极培植亲信势力，以稳固自身地位。
面对武后的步步紧逼，高宗李治曾试图废黜武后，但在麟德元年（664年），此事因上官仪被揭露而流产，上官仪最终被诛杀。自此之后，李治再也无法有效约束武后的权势扩张。至显庆末年，随着高宗病情加重，视 力 受损，无法全面主持朝政，武则天顺理成章地逐渐掌握了实权。在她的建议下，高宗采纳“天皇”称号，与武则天并称“二圣”，共同临朝听政，史称“二圣临朝”。
麟德二年（665年），唐高宗携武后及文武百官、内外命妇进行泰山封禅大典，场面宏大壮观，彰显了大唐帝国的强盛与威严，同时也有利于巩固武后的政治地位。在此期间，周边众多国家如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国派出使节和酋长随行，显示出唐朝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总章元年（668年），唐朝成功平定高丽，设置安东都护府，将辽东地区纳入版图，显示了军事上的赫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