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
随着西北边患暂时平息，宋仁宗于庆历年间召回屡立功勋的范仲淹，授予其枢密副使之职，随后更晋升其为参知政事，寄予厚望。此时的范仲淹，深感国家积弊之深、改革之急迫，遂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疏，系统且详尽地阐述了他的改革蓝图，由此拉开了震撼朝野的“庆历新政”帷幕。这场旨在整顿吏治、强化中央集权、优化人才选拔、减轻农民负担等多方面的深度改革，尽管在短短一年内即遭遇强大阻力而受挫，但其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与实际举措，无疑为北宋后期大规模的变革浪潮埋下了伏笔，尤其为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铺设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范仲淹所陈之“十事”中。首先，他主张“明黜陟”，改革文官三年一迁的磨勘法，严格考核官员政绩，以绩效优劣决定升降，打破论资排辈、因循守旧的官僚晋升机制，激发官员积极性与责任感。其次，“抑侥幸”，限制恩荫特权，规范入仕途径，抑制冗官冗员现象，确保官僚队伍的精简高效。再次，“精贡举”，改革科举制度，注重考察士人的真才实学与德行，摒弃空洞浮华的文风，选拔真正有治国理政能力的人才。此外，他还提倡“择官长”，精选地方长官，赋予其更大自主权，以期改善地方治理；“均公田”，解决官员俸禄偏低问题，保障其生活所需，减少贪腐动机；“厚农桑”，鼓励农业发展，减轻农民赋税，以稳固国家经济基础；“修武备”，整饬军备，强化边防，确保国家安全；“减徭役”，减轻百姓劳役负担，促进社会生产；“覃恩信”，推行宽仁之政，信守朝廷承诺，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重命令”，严肃法令执行，确保政令畅通，树立朝廷威信。
尽管新政措施切中时弊，甫一推出即显现出明显的成效，但其触及了官僚集团和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引发了强烈反弹。加之改革推进过程中，范仲淹等人过于激进，未能妥善处理好各阶层关系，导致内外压力陡增。庆历四年（1044年）以后，随着边境战事再起、朝中保守势力反扑以及皇帝对改革态度的转变，范仲淹与改革派同仁被迫离开中枢，新政逐渐被废止。然而，庆历新政虽短命而终，其深远意义却不容忽视。它开启了北宋官制、科举、财政、军事等领域系统性改革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