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魅力，不仅赢得了地方百姓的广泛赞誉，也使得他在朝野间声望日隆，为他日后再次进入中央决策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两度拜相，影响政局
至和二年（1055年），富弼凭借其在地方治理中的突出政绩与深厚威望，再次被朝廷召回，授任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并肩拜相，共同执掌朝政。然而，正当其施展抱负之际，却因母忧不得不离职守孝，暂时离开了权力中枢。这段短暂的相位，虽然未能充分展现富弼的治国之策，但无疑表明了朝廷对其能力与忠诚的高度认可。
宋英宗即位后，富弼复出，担任枢密使，负责国家军事事务。然而，因足疾困扰，他不得不辞去要职，转任镇海节度使，其间屡次加封，最终累封郑国公。尽管身体状况限制了他在中央的直接作为，但富弼依然以其深厚的政治理论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国家军政大事保持关注，以顾问身份为朝廷提供决策建议。
至宋神宗即位，富弼再度受到重用，出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成为首相，重返权力巅峰。此时的富弼，以其深思熟虑、稳健务实的治国理念，力主和平，劝诫年轻的神宗皇帝“愿二十年口不言兵”。这一主张，既体现了他对当时国内外局势的清醒认识，也反映出他对于战争代价的深刻忧虑。富弼认为，和平环境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民众福祉至关重要，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避免不必要的军事冲突，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这一时期，富弼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深厚的学术素养，对朝廷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积极推动内政改革，注重民生改善，强调法制建设，力求构建一个公正、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他在对外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通过加强与周边各国的友好交往，维护边疆安宁，为北宋的稳定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六、反对新法，晚年坚守立场
面对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富弼基于对国家稳定与民众福祉的深切关怀，毅然站到了反对派的前列。他认为，新法虽旨在富国强兵、扭转积弊，但其措施过于激进，若强行推行，可能会引发社会各阶层的剧烈震荡，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特别是诸如青苗法等涉及金融借贷、土地改革等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