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的政策，富弼担忧其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官僚舞弊、加重农民负担等问题，恐将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在任亳州知州期间，富弼坚决拒绝执行青苗法等新法措施，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变法的抵制态度。他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认为应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兼顾各方利益，避免因急功近利而导致社会失序。这种立场使他与积极推动变法的王安石以及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但同时也凸显了他作为一名政治家对于国家根本利益与民众福祉的执着坚守。
退休后，富弼以司空、韩国公的身份致仕，退居洛阳，但并未因此淡出政坛，反而持续关注国事，多次上书请求废止新法。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未放弃对新法的批评与反思，这种对国家责任的执着，直至生命终结仍不衰减。尽管其反对变法的立场在当时引发争议，但富弼的坚持也体现了他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深度忧虑以及对社会公正、民生稳定的不懈追求。
七、身后哀荣，历史评价
元丰六年（1083年），富弼病逝，享年八十岁。朝廷追赠太师，赐谥“文忠”，足见其生前功绩得到官方高度认可。后世更将其列入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彰显其在北宋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历史学家评价富弼为“公忠直亮，临事果断，功成退居，朝野倚重，有大臣之风”。他既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推手，又是熙宁变法的坚定反对者，其复杂且矛盾的角色，恰恰反映了北宋中后期政治生态的多元与变迁。
综上所述，富弼以其非凡的政治智慧、坚定的国家信念、深厚的人文关怀以及复杂的历史定位，塑造了一位跨越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既推动革新又抗拒变革的北宋重臣形象。他的生平事迹与思想主张，为我们理解北宋中后期的社会变迁、政治斗争以及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