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这一决定，无疑是将那些原本在宗泽领导下团结一致、英勇抗金的起义军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使他们不得不独自面对金军的铁蹄，最终导致起义力量被金军逐个击破，损失惨重。
杜充的这一决策，不仅在军事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导致北宋末年已被金国侵占的大片土地彻底丧失，进一步扩大了金人的势力范围，更在政治与民心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抗金起义力量的覆灭，严重挫伤了河北地区民众的抗金斗志，他们原本对宋廷抱有的希望与信任，在杜充的消极应对与背弃承诺中被无情粉碎。这种背离民意、牺牲民族利益的做法，使得宋廷在北方地区的民心流失加剧，民众对朝廷的失望与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
四、南逃与拜相：权位与责任的悖离
建炎三年，金军铁骑持续南侵，北宋江山岌岌可危。此时，杜充身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尹，本应坚守岗位，率众抗敌，然而，面对金军压境，他却做出了令世人震惊的选择——弃城南逃，彻底丢弃了长江以北的所有宋朝领土。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为官之道，更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严重背叛，其失职程度堪称空前。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杜充的这一严重失职行为并未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在逃至建康府后，得到了朝廷的进一步提拔。他不仅被任命为右相，掌握中枢要职，不久后又出任江淮宣抚使，坐镇战略要地建康。这样的任命，无疑是对杜充弃城逃跑行为的变相纵容，也揭示了南宋初年朝廷在危机面前的混乱决策与用人机制的重大缺陷。
一方面，朝廷在国难当头之际，未能严明赏罚，对杜充的失职行为予以严惩，反而赋予其更高的权力与职责，这无疑向广大臣民传递出错误的信号，即在危机面前逃避责任、弃土保命者非但不会受到制裁，反而可能因祸得福，升官晋爵。这种做法无疑严重动摇了军心与民心，降低了官员与民众在危难时刻坚守岗位、抵抗外侮的决心。
另一方面，杜充被任命为右相及江淮宣抚使，凸显出朝廷在用人方面的重大失误。杜充先前的怯战与弃城行为，已经充分暴露了其缺乏担当精神与国家责任感，这样的官员显然不适合在危机时刻担任要职，更不应被赋予扞卫国家、安抚民众的重任。然而，朝廷却对此视而不见，将关乎国家安危的重任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