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烈展现出了复杂而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推行汉化政策，重用汉人官员，学习汉法，倡导儒学，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加速了蒙古贵族与汉族士人的合作，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另一方面，他保留了蒙古旧制，最显着的是实行“四等人制”，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分列等级，这种制度设计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维护蒙古族的统治地位，但长期来看，加剧了民族间的隔阂与不满，为元朝后期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此外，忽必烈在边疆管理上的尝试，如设立宣政院管辖西藏地区，强化了中央对边疆的直接控制，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但同时也激化了某些地区的民族矛盾，尤其是在处理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上，如对海都等西北诸王的征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边疆安全，但也耗费了大量的国力，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边疆问题。
四、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制约
经济发展的双刃剑
忽必烈时期，元朝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商业繁荣，国际贸易拓展，如大都（今北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但频繁的战争和对民众的沉重赋税，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为后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
文化融合的尝试与局限
忽必烈对汉文化的接纳，推动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科技、艺术等领域的发展。然而，文化政策的执行并不彻底，蒙古贵族与汉族士人的隔阂依然存在，文化融合并未达到预期的深度和广度。
五、结语
忽必烈的一生，是蒙古帝国向元朝转变的关键时期，他既是一位伟大的征服者，也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改革家。他所建立的制度和推行的政策，为元朝初期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留下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和挑战。忽必烈去世后，他留下的是一个强大而复杂的帝国，这个帝国在后续的岁月中既见证了辉煌的成就，也经历了深刻的危机，成为了后世学者不断探索和反思的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