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的信任日益加深，他特旨升迁，越级授予李孜省太常寺丞之职。太常寺作为掌管国家祭祀礼仪的重要机构，其丞位虽非内阁重臣，却因直接关联皇家仪式，地位显赫。然而，这一提拔立即引发了朝野的震动，尤其是那些秉持正直的官员，对李孜省的骤然崛起感到忧虑。
御史杨守随与给事中李俊等清流之士，基于对朝纲正义的维护，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联名上疏，弹劾李孜省品行不端，认为其通过旁门左道获得皇帝宠信，不具备主持国家祭祀的道德资格。这些言辞犀利的弹劾文书，充分体现了当时部分官员对朝廷正气的坚守，他们试图以此唤醒皇帝对国家传统的重视，阻止李孜省继续滥用权力。
面对汹涌的舆论压力，明宪宗非但没有动摇对李孜省的信任，反而表现出更加明显的袒护姿态。他非但未采纳弹劾意见，反而以赏赐金冠、法剑等行为，公开彰显对李孜省的支持，这些物品不仅是物质的奖赏，更是权力的象征，标志着李孜省已获得了直接向皇帝密奏的特权。这种做法，无疑使得李孜省的影响力从宫廷礼仪扩展至政事决策，为他干预朝政铺平了道路。
随着时间推移，到了成化十七年，李孜省的权势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晋升为右通政，这一职位让他在权力结构中更进一步，成为沟通内外、影响政策的关键人物。李孜省并未满足于此，他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清除政治对手，巩固自身地位。王昶事件便是其手段之一，通过对朝中反对势力的无情打压，李孜省树立了不可一世的形象，让许多官员不敢直言，从而在事实上确立了自己在朝中的独大地位。
四、朋党勾结，弄权误国
在成化年间，随着李孜省权势的日益膨胀，他开始构建自己的政治网络，与邓常恩、赵玉芝等传奉官结成了紧密的朋党联盟。这些传奉官，多是通过非正规途径（即传奉，指皇帝直接下旨任命，跳过正常科举或考核程序）进入官场的人物，他们彼此间的利益纠葛与权力欲望相辅相成，形成一股强大的幕后力量，李孜省则以其超凡的权谋和皇帝的宠信，成为了这个集团的领袖。
李孜省深知，要稳固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单靠个人努力远远不够，必须借助更为广泛的社会舆论和宗教迷信来包装自己，操控人心。于是，他们频繁组织扶鸾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