祓除”之术，不仅干预了国家的自然灾害应对、军事决策，甚至影响到了皇室成员的健康与生育。朱厚熜对这些道士的赏赐丰厚，许多道士因此获得了高官厚禄，而朝中官员的晋升也与是否虔诚奉道密切相关，形成了以道教信仰为标准的政治风向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敢于直言的官员如太仆卿杨最因反对求仙活动而遭到杖毙，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慑了朝臣，导致直言进谏的风气几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谄媚之风盛行，朝政日益腐败。明世宗对道教的痴迷，不仅耗尽了国家财力，也使得朝政决策偏离正轨，国家机器运转失灵。
更为严重的是，嘉靖二十一年爆发的“壬寅宫变”直接威胁到了朱厚熜的生命安全，宫女们的反叛虽未成功，却进一步加深了皇帝对周围人的猜忌和对宗教的依赖。朱厚熜迁居西苑，几乎不再出席朝会，完全沉浸在道教的仪式与修炼中，认为这是他能逃过一劫的原因。后宫之中，连后妃宫嫔都被要求身穿道袍，日夜诵读法符咒语，整个皇宫几乎变成了一个大型的道教道场。
五、内忧外患
嘉靖晚期，明帝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国力渐衰，社会矛盾尖锐。在边疆，北方的“北虏”蒙古俺答汗频繁侵扰，而东南沿海则遭受“南倭”倭寇的侵袭，加上内部兵变与民变频发，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南倭”问题的根源，部分在于明朝的海禁政策。嘉靖二年的“争贡之役”后，官方贸易被中断，民间海上贸易被迫转入地下，导致沿海居民生计受损，进而激化了矛盾。王直等海商集团与官方的冲突加剧，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解决的商业纠纷转化为暴力冲突，倭寇之乱愈演愈烈，对沿海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与此同时，北方的蒙古俺答汗势力日益强大，多次大规模侵扰边境，明军因腐败和战斗力下降，难以有效抵御。尤其在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中，俺答兵临北京城下，明世宗紧急调集各方力量守卫京城，最终虽未攻破京城，但这场危机暴露出明朝边防的脆弱和中央应对能力的不足。事后，虽然明世宗被迫同意开市，但边境的安全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此外，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也在加剧。嘉靖年间，多地爆发兵变，如大同、辽东等地，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