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体现在口头表扬，还通过赐予银章、丰厚赏赐等实际行为予以肯定，夏言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随着张璁、方献夫等政敌的相继退出政治舞台，夏言面临的内部斗争并未减弱，尤其是与霍韬之间的矛盾持续升级。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刘淑相事件，更是将双方的对立推向高潮，最终以霍韬被降级收场，夏言的权势得到巩固，但同时也引发了其傲慢心态的膨胀，开始直接干预人事调动，排挤与自己不合的官员，如张元孝、李遂等。
随着皇太子朱载壡的诞生，夏言再次获得厚赏，连续晋封，权力达到顶峰。闰十二月，夏言正式进入内阁，成为武英殿大学士，参与到国家最高决策层，这一时期，他几乎独揽朝政，其他内阁成员如李时、顾鼎臣等，均不敢与其相抗。
然而，夏言的权势之路并非毫无波折。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火灾事件，虽未对其地位造成根本性影响，却反映出夏言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的不足，受到了世宗的责备。同年，随着李时的去世，夏言顺利接任内阁首辅，权力进一步集中。次年，因进献祭祀皇天上帝的册表，夏言的荣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被封为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创造了明代臣子前所未有的荣耀。
五、三逐三还
夏言的仕途在嘉靖年间经历了三次被罢免与复职的戏剧性波动，这不仅展示了他与世宗皇帝关系的微妙变化，也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第一次被逐发生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夏言与严嵩随世宗南巡，因在是否上表祝贺显陵拜谒一事上意见不合，世宗逐渐对夏言有所不满。随后，夏言因迟到及未使用御赐银章上奏而触怒世宗，被剥夺少师勋位并致仕。不过，世宗怒气稍解后，很快允许夏言复职。
第二次被逐在同年的六月，因雷电破坏奉天殿事件，夏言再次迟到，遭到谴责。尽管不久后世宗归还了收回的银章和墨宝，但夏言的命运并未因此稳定，他在处理九庙火灾和昭圣太后丧事时的疏忽，再次触怒世宗，被迫二次致仕。夏言以边境防务策论及青词重获世宗原谅，得以回私宅养病。
第三次被逐发生在嘉靖二十年代，这一次，夏言与权臣郭勋的矛盾成为导火索。郭勋被弹劾后，夏言的态度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