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和必要性，强调皇帝过继给先帝为子的主张并非出自古人之口，而是王莽等奸臣的误导，从而为世宗的决策正名，这份论述得到了明世宗的认可，并被送至史馆供纂修官参考。
与此同时，方献夫的仕途亦迎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他与霍韬一同被任命为经筵日讲官，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史，这是对臣子学识与品行的高度肯定。方献夫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展现出了公正与担当，如在复审李福达案时，他力排众议，减轻了马录的刑罚，体现了其在法律面前的独立判断与人文关怀。
此外，方献夫在九月的任命中，不仅担任了礼部右侍郎，还总领大理寺事务，充分展示了他的多面才能与世宗对其的信任。在人事任免方面，方献夫积极推荐人才，对两京堂上官职空缺提出了合理建议，且在处理旧案时，他的意见影响了皇帝，减少了对无辜官员的株连。他还成功促使明世宗召回了在思恩、田州叛乱中表现不力的官员，推荐军事人才以稳定边疆，虽然因杨一清的反对，部分建议未被完全采纳，但方献夫的积极作为与远见卓识得到了体现。
五、掌管礼部
嘉靖六年至八年，方献夫担任礼部尚书期间，他的政治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不仅在礼制建设、宗教管理上展现出魄力，还在处理突发事件和维护同僚利益方面体现了他的智慧与担当。
接任礼部尚书后，方献夫继续兼翰林院学士与史馆副总裁官，身兼数职，足见其在皇帝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他深刻洞察社会风气，认为尼姑、道姑现象有悖于伦理道德，遂向明世宗建议勒令其还俗，同时清理无证僧侣和私设的宗教场所，这一举措有力地整顿了社会风气，强化了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在文化建设和个人荣誉上，《明伦大典》的完成为方献夫赢得了太子太保的加封，以及朝廷的诰命奖励，这不仅是对他学术贡献的肯定，也是对其在“大礼议”中所持立场的认可。面对自然灾害频发，方献夫及时响应，将各地灾情详细汇报给皇帝，体现了其作为礼部尚书的责任感与敏锐性。在皇后丧仪问题上，方献夫坚持原则，勇于直言，确保了皇后的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
方献夫在处理边疆事务上也展现了卓越的协调能力。在王守仁平定思恩、田州叛乱后，面对桂萼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