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致函严嵩，恳请他继续主持纂修工作。严嵩欣然接受，重拾笔墨，继续投入到这部地方志的编纂之中。
正德九年（1514年），在严嵩的精心组织和辛勤努力下，《袁州府志》的纂编工作进入高潮阶段。这一年恰逢甲戌年，因此这部志书也被后世称为“甲戌志”。严嵩以其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态度，不仅详细考证了袁州府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还深入挖掘了当地的人物事迹、风俗习惯、物产资源等丰富内容，力求做到资料翔实、文笔生动，使得《正德袁州府志》不仅是一部史料详尽的地方志，更是一部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作品。
三、高攀夏言
在刘瑾及其党羽被清除后，严嵩的人生迎来转机，他北上至顺天，重新踏上了官场之路。接下来的十几年间，严嵩在京城与南京的翰林院之间辗转任职，积累经验，逐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段时间，正值明世宗嘉靖帝在位，他醉心于道教，追求长生不老，对日常政务缺乏兴趣，这为朝中大臣提供了干预朝政的契机。
在这股权力的暗流中，礼部尚书夏言凭借嘉靖帝的宠信，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夏言与严嵩同乡，这层关系为严嵩提供了攀附的机会。严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政治风向，开始竭力讨好夏言，利用各种机会展现自己的忠诚与才能，逐渐获得了夏言的信任与提携。
严嵩的仕途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不久，严嵩即被提拔为南京翰林院侍读，代理院事。五年后，他又晋升为国子监祭酒，负责最高学府的教育管理。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年），严嵩再上一步，成为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调任南京吏部尚书，掌握了更为关键的官吏选拔大权。
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朝觐考察，成为了严嵩仕途中的重要转折点。他被世宗留用，不仅担任礼部尚书，还兼任翰林院学士，这意味着他与皇帝的接触更为频繁，关系日益密切。嘉靖帝对礼制的重视，使得礼部尚书的位置尤为重要，往往被视为进入内阁的跳板。严嵩在此期间，为了迎合帝意，不惜改变自己原先的观点，积极参与到礼乐制度的修订中，甚至不顾辛劳，日夜奔波，以确保皇帝的每一个要求都能得到迅速响应。
嘉靖十七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