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念的灌输，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与友谊。裕王对高拱的尊敬与依赖，从其离任后仍频繁派遣使者询问府中事务可见一斑，更通过“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眼的手书赠予，表达了对高拱的极高评价。
高拱在裕王府的岁月，不仅丰富了他的学识与经验，更为其日后的政治生涯铺就了坚实的基石。随着景王离京入藩，裕王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地位逐渐明朗，高拱与裕王的特殊关系，亦使其在朝堂之上声望日隆，为后来的政治腾飞埋下了伏笔。
三、重为首辅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随着景王在藩地去世，裕王朱载坖的储君地位得以稳固，高拱的政治前景也由此变得光明。次年，高拱晋升为礼部尚书，因其擅长撰写道教祭祀文书（青词），深得世宗皇帝的赏识，甚至被赐予象征着极高荣誉的飞鱼服。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徐阶的举荐下，高拱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正式迈入权力核心。
甫一入阁，高拱便展现出锐意进取的姿态，试图在政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面对世宗长期居住西苑、疏于朝政的情况，高拱主动提出轮流值守内阁，以弥补政务疏漏，展现出其积极负责的态度。然而，这一提议并未得到徐阶等人的响应，反而加剧了与徐阶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二人关系破裂，高拱在胡应嘉、欧阳一敬等人的排挤下，被迫以病退隐。
隆庆二年（1568年），徐阶退休，高拱的政治命运迎来转机。在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的合谋下，高拱于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被重新启用，接旨后不顾严寒，急匆匆赶回京城，重新执掌吏部，标志着其政治生涯的再次辉煌。此次复出，高拱采取了缓和与言官关系的策略，通过门生广泛传播宽容言论，承诺与朝臣共治国事，逐渐平息了朝野的不安情绪。
在李春芳担任内阁首辅的背景下，高拱凭借裕王（即后来的明穆宗）的信任与支持，发挥了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李春芳性格温和，处理政务倾向于稳健，而高拱则以其果敢与魄力，填补了政策执行上的空白，展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四、政绩斐然
隆庆四年（1570年），北方边疆局势紧张，蒙古势力蠢蠢欲动。面对危机，高拱展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