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出改革时期的经济成果为国家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五、怠政党争
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朱翊钧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他沉迷于酒色，健康状况随之每况愈下。这种变化反映在他执政的中后期，几乎完全停止了上朝，处理政事转而依赖于谕旨，而非传统的召对形式。特别是“万历三大征”之后，朱翊钧对于日常政务的兴趣明显减弱，甚至被礼部主事卢洪春指责日夜沉溺于饮酒作乐。
这一时期，明朝的官僚体系陷入了严重的党争之中，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众多派系相互倾轧，争斗不断。而国本之争，即围绕立皇太子的争议，更是激化了宫廷与朝臣间的矛盾。朱翊钧偏爱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执意为其争取丰厚的王府庄田，引发了长达数年的福王庄田之争，进一步加剧了朝野的对立。
其间，梃击案的发生，即一名自称张差的男子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事件背后是否涉及宫廷阴谋，一度引发轩然大波。朱翊钧迅速将此事定性为“疯癫奸徒”的个人行为，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但这同样暴露了他对于朝政的疏离和对潜在危机的回避态度。
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起，朱翊钧彻底停止接见朝臣，导致内阁出现“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局面，朝政陷入瘫痪。他对于财富的追求也不减当年，亲政后不仅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还派遣宦官作为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财，加重了民间的负担。
随着时间推移，朱翊钧的怠政行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直言皇帝的政事荒废，指出亲政后的朱翊钧在诸多方面都不如即位初期。而朝臣们对于皇帝的面见机会愈发稀少，甚至有新入内阁的大臣未曾见过皇帝真容，只能通过数太阳影子来消磨时光。
尽管如此，朱翊钧的统治后期并未出现宦官之乱、外戚干政或严嵩式奸臣横行的现象，表明他仍通过某种方式控制着朝局，特别是在面对日军侵扰朝鲜、女真入侵等重大国事时，他仍然有所作为。这反映出即使在长期不上朝的情况下，朱翊钧依然保持着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政局掌控力，尽管这种控制方式远非理想，却也避免了王朝的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