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而是带有鲜明政治目的的工具书。书中收入了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梃击”、“红丸”、“移宫”三大疑案的示谕奏疏，并添加了倾向性的案语，旨在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重新解读，巩固魏忠贤的权力，同时对东林党人进行深入打击。黄立极作为编纂者之一，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参与为魏忠贤的独裁统治提供了学术和舆论上的支持。
随着黄立极在内阁的地位日益稳固，他逐渐成为魏忠贤手中的重要棋子。天启六年（1626年），丁绍轼去世，冯铨罢官，黄立极的影响力愈发显着。这一年秋天，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入阁，内阁格局发生变动。不久，首辅顾秉谦请辞，黄立极接替其位，成为内阁首辅，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顶峰。此时，黄立极的权力已达到顶点，他不仅掌控着内阁决策，还在滇南大捷之后，获得加恩，晋升为建极殿大学士，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其威望和地位在朝中无人能及。
四、提议立崇祯帝与魏忠贤的覆灭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这一事件标志着明末政局的重要转折点。在熹宗驾崩之后，关于新君人选的讨论迅速展开，黄立极作为内阁首辅，在这一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力主立朱由检，也就是后来的崇祯帝，为新君，并提议以“崇祯”为年号，这不仅体现了他对朝局的敏锐洞察，也反映了他对新君的期望和对未来的规划。
然而，黄立极的提议背后，隐藏着他与魏忠贤阉党势力的复杂关系。在魏忠贤掌权期间，黄立极曾是其忠实的追随者，甚至在票拟中尊称魏忠贤为“厂臣”，这表明了他与阉党的密切联系和对魏忠贤的依赖。这种谄媚的行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或许是为了生存和权力的需要，但也为他日后命运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崇祯帝即位后，对阉党势力的清算随即开始，这标志着魏忠贤及其党羽统治的终结。新君即位之初，黄立极等人似乎并未立即受到影响，甚至在某些事务上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崇祯帝对阉党的态度十分坚决，他意识到魏忠贤的专权对国家的危害，决心彻底清除阉党余孽，恢复朝政的清明。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立极等附阉官员的命运急转直下。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